直肠脱垂

注册

 

发新话题 回复该主题

继承创新探索继承创新之路 [复制链接]

1#

从世界古代传统的民族医学来说,曾经有五大医学特别引人瞩目,这就是岐黄医学、印度医学、埃及医学、巴比伦医学和希腊—罗马医学。经过漫长的岁月,时至今日,世界上主要有两大医学体系,一是在古希腊—罗马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医学,一是在古代岐黄医学基础上演进而来的中医学。为什么许多传统的民族医学渐趋衰落,而中国医药学却连续演进数千年而经久不衰?

我以为,最根本的原因,是中医药学有两条“根”:一条深扎于五千年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中,一条根深扎于五千年亿万人民群众之中。

强调中医药学术研究切不可离开中华文化这条根,这决不是只“向后看”而不“向前看”。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,本身就是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发展的,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固定不变的文化。因此,对中医药文化的研究,不仅要努力继承古代精华,尤其要尽量吸收后代新知。

振兴中医,是为了发展中医。要发展,首先就要继承,不立足于继承,没有认真的、扎实的继承,所谓发展也就成了无源之水、无根之木,空中楼阁而已。然而,又绝非为继承而继承,而且世界上从来也没有孤立的继承。继承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,继承之中就孕育着创新。因此,不必争论重在继承或重在创新,而应着重研究怎样继承,怎样创新,探讨继承之道,开拓创新之路。

一条道路是“就中医言中医”,即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去继承、整理、创新、提高。就中医言中医的继承创新,医圣仲景早已垂范,他在《伤寒论·序》中强调“勤求古训,博采众方”,就是要求努力继承先辈理论和各家经验。他又特别批评“各承家技,始终顺旧”,就是要求我们要开拓创新。

就中医言中医这种研究方法,容易体现中医特色,而且不需要特殊的设备和条件,只要对古今文献进行系统的综合整理,并结合现代中医临床实践的新经验,就能发现新的规律,为中医学术增加新的内容,这当然是对中医学术的发展和创新。特别是这种研究方法,适合于广大中医药工作者,其重要性更是显而易见的了。

中医的治疗原则,富于哲理,对于立法、选方、用药,具有重要指导作用。历代医家虽有不少论述,但大多散见于各家著述之中,进行系统整理的为数甚少,而且见仁见智,所以至今对于中医究竟有哪些治疗原则,仍无定论。有鉴于此,我便在继承的基础上,将中医治则归结为八条:整体调治、扶正祛邪、标本论治、阶段分治、治有峻缓、三因制宜、证病合参、治养结合。

中医治法,上承辨证、治则,下启方剂、药物,是辨证论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。历代医家无不重视治法,清代程钟龄对“医门八法”的论述,尤为精当。但时至今日,又应有所发展。对此我提出三点看法:第一,对于八法及由此而衍生的“百法”,皆可用祛邪、扶正、扶正祛邪三类概而统之:汗、吐、下、清、消五法统属祛邪;补、温两法统属扶正;和法则属扶正祛邪。第二,鉴于现代对吐法已很少使用,而固护正气之涩法应用甚广,故宜将涩法补入八法之中,作为常用的扶正方法之一,而将吐法从八法中调出,只列为备用的一种特殊祛邪法。第三,随着八法按祛邪、扶正、扶正祛邪分类,又可按以法统方、统药的原则,将相应的方剂、药物重新归类。八法经过这样的归类和调整之后,不仅与八纲辨证配合得更为紧密,而且使论治的法、方、药这三个组成部分环环紧扣,从而更加有利于掌握和运用理法方药这一独特的诊疗体系。

运用这种“就中医言中医”的传统研究方法,固然要注意研究经典著作,但又绝不能迷信经典著作,将其视为句句皆金玉,字字是珠玑。而应紧密联系后世各家学说,联系当今医家的见解,在发展和比较中去研究。明代陈实功说得好:“古今前贤书籍,及近时明公新刊医理词说,必寻参看以资学问,此诚为医家之本务也。”参看古今的目的,全在于择善而从,并得出自己的结论。

例如,《内经》提出“心藏神”,心为“精神之所舍”。这种“心主神明”的假说是否正确?明代李时珍就提出不同看法,他说:“脑为元神之府”;金正希也认为:“人之记性皆在脑中”;清代汪讱庵还举例证明之:“人每记忆往事,必闭目上瞪而思索之”;王清任在《医林改错》中还专门写了一篇《脑髓说》,开宗明义第一句就说:“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”。他还分析说:“不但医书论病,言灵机发于心,即儒家谈道德,言性理,亦未有不言灵机在心者。因始创之人,不知心在胸中所办何事。”显然,将神明责之于心,是一种误解,实际上神明是头中之脑的机能,理应得出“脑主神明”的结论。即使暂且沿用“心主神明”的术语,但这“心”字的内涵,已不再指胸中的心,而是指头中的脑了。

运用传统的研究方法,尤其要注意医理结合临床,切忌坐而论道,纸上谈兵。医理是否正确,全在于能否指导临床。例如,鼻渊的病因病机,《内经》提出:鼻渊是因“胆移热于脑”。后世又补充了脾胃湿热上炎、脾虚水湿上犯等多种病因病机。证之当今临床,仍以胆热上攻型鼻渊最为多见。熊大经曾借助电子计算机观察了例次鼻渊患者,结果发现在12种证型中,胆热上攻型多达例次,占70.2%。事实证明,关于鼻渊的病因病机,主要应遵从《内经》“胆热移脑”之说。当然,还应进一步深入研究。

运用传统的研究方法,还应特别注意总结当代中医的新经验、活经验。这些经验更加切合当今实际,尤为宝贵。这些经验的取得,既有对前人精华的继承,又有自己的独创,是活生生的继承和发扬。所以,我们在《中医精华浅说》中力求荟萃当今老中青三代中医的学术精华,特别注意独到见解和独特经验。尽管这只是一种初步的尝试,仍然受到同道的欢迎。医院马显忠来信说:“本书最大优点是:文章短小,文笔流畅,深入浅出,结合实际,切于实用。读之,爱不释手;用之,效果显著。其辨证立法,尤能启迪思路,开拓视野,扩大、丰富辨证论治的运用法则,有巨大的指导价值和临床意义,实是当前不多见的好书。”

总结古今医家的经验,不能只报喜不报忧,既要总结正面的经验,也要总结反面的教训,特别是对致误原因的分析,对如何避免失误的探讨,也是宝贵的遗产,也是古今医家独特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。因此,我们在反复涵咏《医中百误歌》(载于《医学心语》首卷之首)的基础上,著成《医中百误歌浅说》,不仅予以“今注”“语译”,更着重深入“浅说”。谈古论今,讲医理,举案例,分析致误之因,探讨防误之道,关键就是讲究医德,深研医术。

毫无疑问,“就中医言中医”的传统研究方法,是继承发扬中医学术的一条重要道路。

然而,只是依靠传统的中医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医理论和临床,毕竟有一定局限,所以还应尽可能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和方法来开展研究,其中也包括对中西医理论和临床之间内在联系的研究。这同样能够给中医学术增添新的内容,也是对中医学术的发展和创新。这种研究方法,有助于促使传统的中医学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,逐渐趋于同步发展,从长远的观点看,它对于振兴中医学术,尤其具有重要意义。

强调中医药学术研究要特别注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条根,决不能只“向内看”而不“向外看”。任何优秀民族文化的演进几乎无不通过向外借鉴、引进、消化、吸收才日益羽翼丰满。因此,对中医药学术的研究,不仅要立足中华,努力发掘整理,而且要面向世界,借鉴吸收。对外来医药文化当然也不能不加区分的全盘引进,我们只能坚持中医药文化为主体,通过比较鉴别,对外来的择优吸纳,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“洋为中用”。

基于这样的认识,我以最能体现中医特色的中医复方为对象,同时采用传统的和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进行探讨。以补中益气汤为例,就从方剂源流、临床应用、药理分析三个方面加以论证。

1、古今医家不仅对本方的方义各有发挥,临床应用各有心得,而且在其组方规律的启发下,还创制了一些新方。张锡纯的“升陷汤”和近年新创的“升脏灵”,皆源于补中益气汤而又不拘于该方,增删化裁,加以发展,疗效益彰,可谓深得东垣心法,并为中医方剂学增添了新的内容。

2、补中益气汤除按传统的适应证使用之外,其应用范围,日益广泛。不仅有针对中医之证的报道,而且有结合西医之病的报道,既有个案总结,又有系统的临床观察。其中包括胃下垂、胃粘膜脱垂、子宫脱垂等多种病证。而且对现代新的疾病,如放射性直肠反应,也有疗效。事实证明,补中益气汤不愧为一首有效名方,而且具有新的生命力。

3、复方药理研究表明,补中益气汤对子宫及其周围组织有选择性的兴奋作用,能增强子宫收缩并加强子宫周围组织的张力。而对于小肠的作用,当肠蠕动亢进时呈抑制作用,当张力下降时则有兴奋作用。这一结果,与本方“补中益气,升阳举陷”的功能颇相吻合。实验还证明,在有升麻、柴胡的制剂中,以上作用明显;当去掉这两味药物时,则作用减弱,且不持久。这提示升麻、柴胡与方中其他的药物具有协同作用,说明本方的配伍是合理的,古人的经验是宝贵的。实验还表明,当本方加入益母草和枳壳之后,其作用更为明显,这又为本方的加减变化,提供了药理依据。

经过几年的积累,我将古代名方和现代验方的药理探讨和临床研究汇成一册,取名为《医方新解》。后因限于篇幅,只好遵照出版社的意见删去方剂源流,对传统方解从略,而以现代药理研究解释为主,并着重研究方剂的临床应用。这是一种尝试,并不成熟,但因其新颖、实用,仍然得到专家的好评,受到读者的欢迎。在国内虽已重印仍然脱销。在国外,一位斯里兰卡医生还来信要求协助翻译此书;日本神户中医研究会编著的《中医处方解说》也将本书作为第一本中国原著参考书。

年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《医方新解》,在29年之后,又以名家临证医著重刊,新版发行再次说明,继承创新,生命力强,很受欢迎。

毫无疑问,振兴中医,既要继承,更要创新。当然,对于年轻的中医学子来说,首要的任务就是刻苦学习,扎实继承,一定要沉下心来,精读古书,研究今著,特别要结合中医临床,遵循中医的思维,学好中医的思路,为今后的创新奠定深厚的基础。

马有度

分享 转发
TOP
发新话题 回复该主题